来源：成都商报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8月11日公布获奖名单，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乔叶的《宝水》、刘亮程的《本巴》、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和东西的《回响》五部作品获奖。其中，《回响》已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千里江山图》也在影视化的计划中。
(资料图)
作为深受文学界重视和全社会关注的文学奖项，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们，他们是如何创作出这些作品的？他们想通过这些作品表达什么？
《雪山大地》
人与自然的主题贯穿始终
在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上，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以最高票位列第一，评委们对这部作品的评价都非常高。
《雪山大地》是杨志军的现实主义长篇新作。在《藏獒》之后，杨志军将目光投注回青藏高原旷天大野，以他标志性的诗性语言，展现了1949年以后地处黄河源头的青海藏地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
小说描写汉族干部“父亲”来到沁多草原的野马滩蹲点，调查走访牧民的生存状况，遇见沁多公社主任角巴德吉，角巴让牧人桑杰带着父亲去野马滩，就此开启了父亲与桑杰汉藏两个家族、两个民族的生命传奇。
而小说中的故事，与杨志军的成长经历紧紧链接在一起。1955年，杨志军出生于青海西宁，父亲是从洛阳来到西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与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在西宁一家破破烂烂的马车店里创办《青海日报》。
杨志军的母亲，当时正在贫困中求学，听说有一所卫校又管饭又发衣服，便立刻报名。就这样，她成了由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卫生部管辖的卫校学生，之后又考入医学院，成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
据杨志军回忆，后来几乎年年都有西进的人，有的是个人志愿，有的是组织分配，有的是集体搬迁。父辈们的“故乡”历来比较模糊，原籍和老家远远没有脚下的土地来得亲切，大家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它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它是家、是故乡。
因此，在《雪山大地》中，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全景式地展现了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文字里有着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民族精神。
如同杨志军所说，《雪山大地》是一部关于爱的诠释——爱自然，也爱社会；爱旷野，也爱城市；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富有，也爱清贫；爱健康，也爱疾病；爱活着，也爱死亡；爱人类，也爱所有的生命。
他希望雪山大地的故事能讲给更多人，“希望在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哭而行。”
《宝水》
“安放好了最重要的一部分自己”
《宝水》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力作，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四个章节如同一幅长卷，生动呈现中国乡村发生的巨变。
宝水，这个既虚且实的小小村落，链接着新时代乡村建设的生动图景，链接着当下中国的典型乡村样态。村子里那些平朴的人们，发散和衍生出诸多清新鲜活的故事，大量丰饶微妙的隐秘在其中暗潮涌动。
乡村，对于乔叶而言并不陌生——她一直在乡村里待到20多岁，先到县城，而后到郑州、北京。除了《宝水》之外，《玛丽嘉年华》《给母亲洗澡》也都是书写乡村题材的作品。
在想要创作这部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后，乔叶开始去各大乡村采风，这被她戏称为“跑村”，“走马观花地看个大面儿，可不就是跑吗？”江西、甘肃、贵州、浙江、温州等等各地的村庄，都被她“跑”过。
与“跑村”相对的，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近年的变化，这被乔叶称之为“泡村”，比如豫南信阳的郝堂村、老家豫北太行山里的大南坡村和一斗水村等，乔叶扎根于村落之中，对它们多有研究。
“跑村”是横向的，“泡村”是纵向的。在横纵之间，写作素材也铺天盖地而来，“艰难之处还在于选择写一个什么样的村子，这个村子又该分几个自然片，要有多少户人家，这些人家要走什么动线，村子周边有什么人文景点，这些都需反复斟酌。此外还要考证时令的花草植物和庄稼菜蔬，重新去拣择语言，还有对乡村诸多关系的重新辨析和审视……”
“这是我迄今写得最耐心的一部长篇小说。起初是不得不耐心，而后是因为在这耐心中不断得到来自写作本身的奖赏。”乔叶说，最大的奖赏是，在这小说中，她安放好了最重要的一部分自己。“‘此心安处是吾乡’，诚哉斯言。”
《本巴》
文字中的梦幻哲思
《本巴》是刘亮程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追寻逝去的人类童年，用充满梦幻哲思的文字，向世界讲述的古老而新奇的中国故事。
有趣的是，在宏大的创作背景下，《本巴》其实是一本自然浑成、语出天真的小说——刘亮程塑造了一个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人人活在二十五岁的本巴世界，让人们在游戏、故事和多重梦境里，回到世界原初意义上的本真，看见另一个时间中的自己。
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没有衰老和死亡的世界？刘亮程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我内心不想再写一部让我疼痛的小说。《捎话》（刘亮程的上一本小说）中的战争场面把我写怕了，刀砍下时我的身体会疼，我的脖子会断掉，我会随人物死去。”
刘亮程说，所以，他创造的本巴世界里“是没有疼痛的”，死亡也从未发生。
《本巴》中那些让现实与虚拟模糊不清的多重梦境，则是因为刘亮程总在做“被人追赶的噩梦”。在梦中，他惊慌逃跑，追赶他的人步步紧逼，他大声呼喊，却什么声音都喊不出来，只能最终在极度惊恐中醒来。这样的梦一直跟随他，从少年、青年到中老年。
一次次在梦中的惊慌逃跑，催生了《本巴》。“把梦中的危难在梦中解决，让梦一直做下去，这正是小说《本巴》的核心。”他说，我不能每做一个噩梦，都用惊醒来解脱吧，那会多耽误瞌睡！
《本巴》通过三场被梦控制的游戏，影子般再现了追赶与被追赶、躲与藏、梦与醒中的无穷恐惧与惊奇，并最终通过梦与遥远的祖先和并不遥远的真实世界相连接。
刚出生的江格尔在藏身的山洞做了无尽的梦，梦中消灭侵占本巴草原的莽古斯，他在“出世前的梦中，就把一辈子的仗打完”。所有战争发生在梦和念想中。人们不会用醒来后的珍贵时光去打仗，能在梦中解决的，绝不会放在醒后的白天。
在《本巴》一环套一环的梦中，江格尔史诗是现实世界的部落传唱数百年的“民族梦”，他们创造英勇无敌的史诗英雄，又被英雄精神所塑造。
《千里江山图》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风物志”
从早期《我是少年酒坛子》《呼吸》的先锋实验，到《千里江山图》中危机迭爆的飞速叙事，孙甘露这位以先锋文学闻名的作家，在这本《千里江山图》中，选择了朴实的现实叙事，把个人与家国、历史与现实打通，用谍战悬疑的方式呈现着1930年代的上海，既保持了历史事件精确性的考证，又进行了知识考古，形成一部“上海风物志”。
《千里江山图》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孙甘露将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理想主义者，重新聚起他们的精神和血肉，于焦灼乱世中躬身入局。他们是父亲，是爱人，是兄弟，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测的航程。
这是一部烛照现实的革命现实主义“红色新经典”，于孙甘露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小说领域。之所以迎难而上，源于一次偶然的契机。孙甘露无意间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一次非常秘密的转移行动——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从上海到瑞金，直线距离就1000多里地。但在当时是不能这样走的，必须绕到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这样走的话就是3000里地。”
于是，这一历史上隐秘而又重要的行动，被孙甘露写进了《千里江山图》，通过街巷、饮食、视觉和味觉唤起乡愁和城市的记忆，唤起对家国命运最深切的痛楚。个人的遭遇，与公共生活、宏大历史纠缠在一起，涌现出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但在孙甘露看来，《千里江山图》更为核心的，是讲述了一种信仰和理想的选择，“人们到底是怎样看待他的信念和道路的？换句话说，在动荡的时代，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我觉得这才是最严峻的人性考验。” 他说，从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切入写作，从这些风华绝代的人物切入写作，是作者的幸运。
《回响》
案情与感情的双线缠绕
《回响》是作家东西的第四部长篇小说，首发于《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今年3月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冯小刚导演），登顶爱奇艺第一季度电视剧热播榜榜首。
故事以一桩凶杀案开头，负责该案的女警冉咚咚，在调查中突然发现丈夫私自开房，追查真相的她同时陷入了婚姻的迷局。《回响》在案件与情感的复杂缠绕中，以“奇数章写刑侦推理，偶数章写爱情心理”的叙事策略，解开了一个个人物的身份、心理迷局，抵达人性真实的幽深处。
这种双线缠绕叙事的手法，也正是冯小刚看上《回响》的重要原因，“恰恰是他把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才让我觉得它有独特的一面。任何一件事其实是双声道立体声比较好。”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于广西河池市天峨县八腊瑶族乡洞里村谷里屯，村子坐落在半山，只有十几户人家，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公路。他的写作，最早就是源于故乡，想去赞美故乡的善良；但写着写着就发现，故乡的好被写完了，还得写写它不好的地方，于是开始离开故乡，但“你离故乡再远，还是会觉得被故乡拉着。”
故乡情是东西文学创作的深深烙印，他曾说：“我的家乡跟贵州交界，四面都是山。这样的地方可以出作家，是大山锻炼了我的想象力，包括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我发现，贫困地区的孩子对文学的梦想特别纯粹、特别强烈。”
为了保持对社会的敏感，东西拒绝了去北京、上海发展的机会，选择定居于广西南宁，以便常常穿梭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他说：“乡村与我有一条相连的脐带，让我知道乡村与亲人们的真实状况。对城与乡的熟悉，让我在写城乡的跨程时比较有把握。”
文/毛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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