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的监护需求也在日益增长。尤其是那些没有近亲属的失能、失智老人，他们的权益该如何保护？谁来履行监护职责？作为北京首个适老化人民法庭——朝阳区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集中审理朝阳区涉老年人权益保障类民事案件，运行一年多来，此类涉老监护案件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法院视野。
失亲失智失能老人亲戚申请监护权
贾辰是亚运村法庭专门审理涉老案件的法官之一，今年他收到一起申请行为能力认定并指定监护人的案件。被申请人朱某是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的齐某是朱某的外甥女，也有71岁了。
【资料图】
朱某的爱人早在四十年前就去世了，夫妻俩没有子女。如今朱某孑然一身，身患陈旧性脑梗死和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疾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住在医院，一应住院事宜都是外甥女齐某操办的。
案件受理后，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所对朱某的行为能力进行了鉴定，结论为：朱某受所患疾病影响，辨认能力丧失，被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为了保障他们的权益，像卖房、取钱、继承等民事法律行为都需要由监护人代理。因朱某已无其他近亲属，齐某遂向法院申请成为朱某的监护人。
最近，这起案件有了结果。根据贾辰的要求，朱某住所地居委会通过电话、走访等多种形式对朱某的情况进行了解，向法院出具了监护人同意书，还让齐某签署了监护承诺。法院则判决指定齐某作为朱某的监护人。
自从亚运村法庭集中审理朝阳区涉老案件，一年多来，贾辰法官团队已经接到了十余起这样的申请。
“这类被申请人是社会上最弱势、最需要被保护的群体。他们因为精神问题或者患有老年痴呆等疾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又无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法律规定的近亲属在世。”贾辰告诉记者，在这类案件中，通常是老人的其他亲属到法院申请成为监护人，偶尔还有单位提出申请的。
以前这种案子比较分散，贾辰一年也难碰到一件。如今这类案子都集中到贾辰的审判团队，他才发现，里面有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
民法典规定需村居委会同意如何操作成难题
去年，贾辰第一次接到这样的申请时着实有些犯难。案件的被申请人王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存在一定的认知障碍，说话语无伦次，行为举止也异于常人，因此一直未婚未育。王某母亲在世时，曾向社区求助，将王某送去住院治疗。
王某是独生女，父亲已去世多年。在王某母亲去世后，其堂姐向法院提出了申请，要求对王某进行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并指定她作为堂妹的监护人。案件审理中，经过司法鉴定，王某被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被监护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已无近亲属的，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申请担任监护人的，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正是这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困难。
司法鉴定结论出来后，贾辰便联系了王某住所地社区居委会。“居委会知道这家人，也了解王某的情况，还知道王某母亲去世前就是堂姐一直在帮忙照顾母女俩。居委会愿意配合出具同意意见，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做。”由于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贾辰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几乎都碰到了类似的问题，甚至有居委会因为没有职权或相关工作指引，拒绝出具意见。
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贾辰在审判中摸索着。根据涉老监护案件的特点，贾辰研究设计了一份调查提纲，委托居委会对被监护人的基本家庭情况、生活照料管理、医疗救助协助以及财产管理支配等实际情况进行家事调查，同时指导居委会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式作进一步了解。
贾辰还指导居委会拟定了一份监护承诺书，让申请人签字，对监护义务作出具体、郑重的承诺。承诺内容包括将王某视为家庭成员，享有与其他成员的平等待遇；保证将王某的房产收益用于她的医疗费、生活支出等，不挪作他用；同时接受居委会的定期调查、了解情况。
居委会完成任务后，向法院出具了调查报告以及同意王某堂姐担任监护人的书面答复，为法院裁判提供了重要参考。法院判决指定堂姐成为王某的监护人后，还将指定结果向王某所在社区进行了书面通报。
法官探索
引入家事调查和监护通报制度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往往涉及对被监护人重大财产的管理与处置，生活、医疗等重要问题的安排和决策。“民法典规定，像朱某、王某这种情况申请监护人的需要由村居委会和民政部门同意，它的立法初衷一定是为了加强对这一群体的保护。”贾辰坦言，现实中，指定监护人后的监护职责履行情况难以监管，“一旦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又如何被知道？”
正是考虑到现实情况，贾辰在涉老监护案件中引入了家事调查制度以及监护通报制度，以便村居委会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在出现监护人严重侵害被监护人的情形时，及时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并为被监护人设置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
此外，他还通过监护承诺书及在裁判文书中申明监护人义务等形式，警示相关人员，最大程度保护这类老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如今贾辰已将这套流程在类案审理中固定下来。
记者注意到，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北京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北京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465.1万，占比21.3%，其中65岁及以上老人为330.1万，占比15.1%。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失独、空巢、高龄、失能、失智等带给老人的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的监护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涉老案件集中审理加上专业化的审判团队，固然能让这类案件在审判中探索形成高效的处理机制和流程，但是仍需出台相应的规范文件，从顶层设计构建统一的工作模式，建立起系统的被监护人管理机制。
“特别是这些没有近亲属的被监护人群体，因缺乏近亲属之间对监护人的监督和制约，相较其他被监护人更容易出现因失管陷入危困境地的风险，应特别予以关注。”贾辰说。
记者探访
北京首个适老化法庭：适老化设施，体现每一处关怀
走进亚运村人民法庭，从一进门处的坡道，到一层走廊两侧牢固的扶手，再到所有房间的无门槛设计……对老年人的关照体现在每一个细微之处。就连地面的铺装涂料都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不仅防滑，甚至阳光照射到地面也不会产生刺眼的反光。
庭长李清华告诉记者，适老设施主要集中在法庭的一层，除了诉讼服务大厅，这层还设有调解室和无障碍法庭，凡涉及老年人的案件都在这里进行调解或者开庭，避免了老年人上下楼。
在诉讼服务大厅，轮椅、放大镜、老花镜等老年用品一应俱全，还有一套崭新的AED急救设备悬挂于墙上。“法庭老年当事人多，又是因纠纷而来，为了防止他们情绪激动发生意外，法庭专门配置了这套AED设备，且每年都要法官干警进行一次培训。”李清华介绍说。
与亚运村法庭200米之隔就是太阳宫社区医院，通过党支部共联共建，法庭和社区医院还建立起了医疗应急响应机制——一旦当事人有需要，保证第一时间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医务人员甚至可以“上门”为部分情绪激动的老年人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
在等候区入口，设有一处长青志愿岗，由亚运村法庭与北京市老年志愿者协会合作设立。值班志愿者黄阿姨就住在法庭附近，她的任务是为来法庭的老年当事人提供指引服务，“能为老年朋友提供服务，我感觉特别有意义！”黄阿姨说。
作为北京城区面积最大的行政区，朝阳区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居全市各区之首。李清华告诉记者，2017年以来，朝阳法院审理的涉老民商事案件增长42%，而同期朝阳区内诉讼案件平均增长率为26%，涉老诉讼的大幅增长倒逼朝阳法院适老化法庭的加速建设。
经过一年多的运转，如今，亚运村法庭不仅在环境设施上突出“适老”，还组建起涉老案件专门审判团队，设立完善了真实意愿调查机制、陪同诉讼人机制、上门就审机制等一系列涉老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探索出一条涉老案件专业化审判的新路径。
除了审判更加高效，涉老案件集中审理的好处还在于法官更容易从类案中发现问题。李清华告诉记者，亚运村法庭正在积极与高校和相关协会组织开展合作共建，实现理论与实践地交流互动，从而推动相关问题更快更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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